大雪灾挑战移民经济与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
灾难就是灾难，不应当让它承载过多的内涵。这场肆虐南中国的大雪灾，也是如此。面对自然灾害，救灾赈灾和恢复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事。任何时候，试图追溯灾难背后的“意义”，无论是从正面的角度来歌功颂德，还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弹阙咎责，都容易陷入“挟自然灾害以行个人观点”的误区。即使纯粹从预防灾害与减灾救灾的意义上来说，鉴于大规模自然灾害成因复杂，多数是难以预见甚至不可预见的，而且常常不会重复，也很难说什么解决方案就一定是最佳。因此，反思自然灾害时，应当要比反思人为事故要更加审慎，避免妄下断言。在交代了如上立场之后，我应该可以松一口气，大胆提出一点自己的“审慎意见”了。的确，自然灾害的发生，和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未必有直接的关联(环保主义者们喜欢把自然灾害归结为人类活动的结果，我并不同意这种思维方法。显然，恐龙被某场大规模自然灾害灭绝的时候，人类还差了几千万年没有出现呢)。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会形成不同的经济活动、消费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方式，这些不同的方式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效果上面，却会有天壤之别。想当年，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是因为采用了大食堂、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发展战略，使得自然灾害的恶果被成倍放大，酿成大面积饥荒的惨剧，以至于后人评说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当时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之路，抵御那场天灾的能力就会强大很多。这次南中国大雪灾固然是百年不遇的偶发性灾害，但它之所以造成如此深广的影响，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它正赶在了春节前夕、数千万农民工返乡的春运高峰。即使没有这场灾害，在此期间，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和公路系统也一向是绷紧到了接近临界点，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数千万民工像候鸟一样逐年进城、返乡的壮观，是我国的一个特有现象，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居然存在超大规模的“移民经济”。这一现象在每年春运期间，都会引发大规模的争论。某些教条主义的自由市场派认为，这是因为火车票价没有随市场需求浮动而造成的。他们每年春运期间都要撰文，称火车票价太低造成民工返乡潮。终于，今年这场大雪灾彻底证伪了这些教条主义书生们的谬论：假若上百万农民工为了返乡，可以在火车站忍受数天数夜缺吃少睡的煎熬，那么你得把火车票提到什么样的天价，才能阻止他们的返乡欲望呢？中国内部超大规模移民经济的存在，显然和火车票价这一貌似有说服力的“市场因素”毫无关系，而是中国目前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这个经济战略中有两大核心要素，一个是中心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另一个就是土地*策，包括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和对耕地数量严格保护的原则。超大规模城市在我国的发育，正在“赶超”世界上其他国家。仅仅单以统计的城市人口论，上海和北京在全球人口最多城市中也都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如果把中国大城市中的“非常住人口”算上，人口规模就会激增50%甚至100%，如此，上海就极可能在全球人口最多城市榜上进入前三，而北京也很容易进入前五的行列。若以人口密度论，在考虑到移民人口的因素后，深圳就可能超过印度孟买，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也仍将进入前三和前五之列(数据来源于非营利的独立研究组织City Mayors)。当然，发展超大规模城市本身，并不一定是不好的经济战略。但是，超大规模城市必定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相关资源和管理能力不足的时候，盲目扩张发展的少数大城市，很可能成为一个个仅仅由高速交通系统相勾连的“孤岛”，生态系统脆弱，面临自然灾害时很容易崩溃。早几年，北京屡次由于并不算大的风雪或暴雨，造成全市交通瘫痪，就是实例。这次大雪灾蔓及了广大地区，但实际上，哪怕只是一场规模更小的自然灾害，只需在广州、武汉等少数几个交通枢纽城市造成破坏，就会造成与本次大雪灾严重程度相近的交通瘫痪效果。至于土地*策，则是中国大规模移民经济的基本成因。显然，如果农民不能变现其最大一块固定资产——土地——他们就几乎不可能下决心变身为城市居民。与此同时，严格的耕地保护*策也容易造成少数中心城市的大规模、高密度发展。我个人认为，这次大雪灾很醒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粮食安全不一定是储备大量耕地就能保障的。去年底的粮价飞涨，和今年灾害期间一些地区出现的粮食短缺，显然都和耕地是否充足无关，只关系到有关流通与物流机制是否能够抵御冲击。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把粮食安全问题归结到耕地保护上，未必抓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上。(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